上海德語：寄語青年作為一個人才,品德是最重要的

寄語青年

作為一個人才，性格是最重要的。在道德方面，首先要有愛國主義。我們的學生應該是愛國的。熱愛偉大的祖國是第一個也是必要的品質。

在學習方面，我認為我們德語專業(yè)的學生應該努力學習，扎實地練習德語的基本技能。只有當你有扎實的德語基本技能時，你才能在需要德語時自由應對。課堂上的四年是的四年是指導，課后進一步學習。要真正學好德語，僅僅依靠大學教科書中的文本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大量的閱讀和語言實踐來豐富我們的外語技能。

在學習英語的同時，也不能忘記不斷提高自己的漢語水平。別想：我只需要學好自己的專業(yè)，中文又不是我的專業(yè)，誰不會中文？中國人張口就能說，信手就能寫。所以通常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漢語水平。事實上，沒有相當?shù)臐h語水平，做事很吃虧。母語水平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老底。做任何事都需要良好的中文表達能力。提高漢語水平的必由之路，就像學習英語一樣：多讀經(jīng)典。

上外舊事

(1976年，潘再平教授在上外科研報告會上)

1955年，我從溫州考入上海俄文學院（簡稱上海俄文學院，即上海俄文學院的前身）。作為一名出生在溫州一個非常落后的小城市的高中生，我突然需要去上海上大學。我的興奮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學校后，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語言實踐的氛圍非常濃厚。一踏進校園，到處都能看到墻上的俄語口號Говоритьтолькопо－русски！(只會說俄語！)，就是隨時提醒學生不要忘記用俄語交流。母校改名為上海外國語學院后，也繼承了良好的語言實踐傳統(tǒng)。

當我第一次開始學習德語時，以外語實踐為主要目的的外語課外活動蓬勃發(fā)展。我記得當時全校外語課外活動委員會的主任是方重教授，一位受人尊敬的英語系主任，這顯示了學校對外語實踐的重要性。

當時有一種說法，北京大學(學外語的學生)重文學，上外重練，所以上外的學生畢業(yè)后可以立即派上(翻譯)用場。

我自己的一些經(jīng)歷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我是高中最好的同學，叫陳宣圣，他和我一樣也是理工科不好，文科很好。1955年我考入上海俄羅斯?？频臅r候，他考上了北京大學外語系德語專業(yè)，比我先讀德語。后來我轉專業(yè)學德語的時候，他已經(jīng)是北大三年級了。1959年，作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二年級學生，我被派往東德德累斯頓交響樂團，與其他幾名學生一起參觀上海。我還完成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同志會見交響樂團團長時的口譯任務。同年暑假，我在北大遇到這位德語四年級的老同學時，他笑著(顯然是故意夸張)對我說:潘哥，別跟我說德語，我一句德語都不會說！他接著說：讀書還行，口頭上真的不好。1959年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后，在總參加工作退休，翻譯了大量資料，也出過軍事專業(yè)?；蛟S，我們重視語言實踐，的確是我們上外的一個特點。還有，我和其他同事在國外都有過這樣的經(jīng)歷:德國人經(jīng)常問我們:你在德國哪里學的德語這么好？當我們說是在中國國內學習時，他們會覺得很奇怪：在中國怎么能學好德語？與德國漢學家相比，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是漢學的，但張口難。當時，海德堡大學漢學專業(yè)主任Debon當教授給我他的一本漢學專著時，他對我說:潘先生，我真羨慕你們作為日耳曼學者能流利地說德語，但我作為漢學家很難開口。事實上，這位教授的漢學功底很強，他送給我的那本書，足夠我學習了。

當時，學校的老師非常強大。以我們的德語專業(yè)為例，主要課程一般都是外籍教師。當時，除了外籍教師外，還有來自其他大學或單位的老教授和老教師。過去，一些知識分子在德國學習并取得成功后，帶著他們的德國妻子回到上海。一些在上海與丈夫一起受過高等教育的德國人申請在我們學校任教。

(2001年5月，潘再平教授、上外德語教師志愛迪教授)

她是一位優(yōu)秀、博學、受人尊敬的教師，已經(jīng)教了我們四年了。她早年畢業(yè)于萊比錫大學，70歲時被提升為我們德語專業(yè)的第一位教授。她是中國著名的電信工程和測試儀器專家，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志秉義的妻子。

她還是我們德漢詞典的編輯之一，早年畢業(yè)于柏林大學。她的丈夫朱鳳儀是中國著名的經(jīng)濟學家，曾任上海財經(jīng)學院副院長。

(我國著名外科醫(yī)生邱法祖與丈夫)

中國著名的外科醫(yī)生、中國科學院院士邱法祖的名的外科醫(yī)生，中國科學院院士邱法祖的妻子。

(新中國外語教育創(chuàng)始人李林如教授)

教我們語法的人是我們德語專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家祥教授。他早年在日本和德國學習，獲得耶拿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和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曾是蔣介石的德國外交顧問和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

那些也教過我們詞匯課的人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有很強的德語口語能力。早年在柏林學習的凌一志教授來自南京大學。據(jù)說，當他在德國時，他為中國同胞受到欺凌而提起訴訟。

還有一個很受學生歡迎的博士。他曾在德國耶拿大學學習詞匯和語法。1979年退休后，他申請成為德語系的兼職教授。他捐了一大筆錢(10萬元，后來來增加到20萬元)，成立了嚴慶喜教授教學研究基金會，為推動我系科研教學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是我們《德漢詞典》的編輯之一。

當時擔任德語專業(yè)主任的李曉，據(jù)說曾擔任閻錫山德文秘書。

我從18歲上大學到退休，都在上外度過。退休后，我還是上外人。是上外培養(yǎng)我，造就我，鑄就我的人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政治思想教育，使我成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在商業(yè)上，我從一個年輕的學生培養(yǎng)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可以用我在這里學到的專業(yè)知識為社會做點什么。我的人生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深深地感謝母校。（潘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