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班牙語：趙振江:前三個志愿都是北京大學

趙振江

【編者按】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yè)成立于1960年，1978年開設碩士學位，1999年開設博士學位，是中國唯一的西班牙語語言文學博士學位。老一蓉、劉君強、周素蓮、沈石巖、徐曾輝、趙振江、趙德明、段若川、段玉然、陳文、丁文林、王平遠、韓水軍、王軍等老一代教師培養(yǎng)了一大批西班牙語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譯、軍事、貿易、新聞等諸多領域發(fā)揮了專業(yè)優(yōu)勢。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yè)的建立、完善和發(fā)展是中國西班牙語語言文學教育、研究和翻譯發(fā)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記錄了中國與西班牙語在中國日益密切的交流與相處。

趙振江，1940年出生于北京順義，196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畢業(yè)后任教。先后擔任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西班牙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對外文學交流委員會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會長。有許多專門研究拉丁美洲文學史(合作)和學術論文，包括拉丁美洲詩歌選集、西班牙黃金世紀詩歌選集、西班牙反法西斯詩歌選集、米斯特拉爾、聶魯達、帕斯、希梅內斯、阿萊克桑德雷、加西亞·洛爾卡，魯文·《世界末日之戰(zhàn)》(合譯)、《火石與寶石》、《金雞》、《紅樓夢》(西文版)等。鑒于其卓越的學術成就，智利中國文化協(xié)會于1995年授予其魯文·西班牙國王1998年授予伊莎貝爾女王徽章的達里奧徽章，1999年授予阿根廷總統(tǒng)5月騎士勛章，2004年授予智利總統(tǒng)聶魯達百年誕辰徽章。此外，他還獲得了許多獎項，如北京大學科研成果獎、國家出版總署優(yōu)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中坤國際詩歌獎、陳子昂詩歌獎翻譯獎等。

我來自順義，在牛欄山中學學習。1959年高中畢業(yè)的時候，我并沒有把高考當回事:我考上了繼續(xù)學習，沒有回家種田。也許我可以親身體驗，積累素材，將來寫小說當作家。這么簡單簡單。填志愿，也不用請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再說他們也不知道填志愿的事。無拘無束：前三名志愿者都是北京大學。尤其可笑的是，第一志愿和第三志愿也是中文系(一是漢語語言文學，另一是古典文獻)，第二志愿是西語系。高考后，與同學朋友段繼承到他家(順義李橋鎮(zhèn)北河村)玩。直到他收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的錄取通知書，才想到自己也應該回家看看是否考上了。所以，他又陪我回家了。到家的時候，已經(jīng)是掌燈時分了。一開始家人還騙我，說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看到我懷疑，他們拿出了牛皮紙的信封。信上說，我考上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國語言文學專業(yè)，并要求我在8月26日提前報到，因為北京的新生要負責迎接外地的新生。多年以后，有人告訴我，其實我已經(jīng)被中文系錄取了，是西牙語系的人事工作把我從中文系爭取過來的。

我在西語系的學習也是一波三折。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地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班牙語。第二年，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yè)應時而誕生。半年后，也就是學了一年半法語之后，系里決定把段若川、趙德明和我從法語語氣轉到西班牙語專業(yè)，準備留在學校教書。當時，國家需要是個人志愿。所以，我改學西班牙語。在五年的大學學習中，第三年是關鍵的一年，但偏偏是三年級。因為工作需要，系里的領導讓我半工作，學習半天，工作半天(沒有報酬)。我的工作是擔任西班牙語系學生會主席團總支副書記。我心里不愿意，但只能服從。我當時的想法是絕不耽誤課程學習。所以，選擇每天早上學習，下午工作。原因很簡單：專業(yè)課程一般安排在上午，下午多為政治和知識課程。不上專業(yè)課，很難填補，而其他課程可以自學完成。實踐證明，我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一年后，共青團中央明確規(guī)定，學校不能讓學生隨意做行政工作門領導只能通知我停止一半工作，恢復正常的學習和生活，盡管我仍然是學生會主席和共青團總支部副書記。由于我的專業(yè)學習沒有受到影響，我暗自慶幸。又過了一年，也就是1964年9月，雖然我只學了三年半的西班牙語，期間還有一年半的工作，但是我已經(jīng)在西班牙語系學習了五年。按照部門領導的預定計劃，我應該畢業(yè)了。就在這一年，我的西班牙語專業(yè)招收了新生，所以我被調去做西班牙語一年級的助教和班主任。因此，我錯過了學習英語的機會，再也沒有補上這節(jié)課。因此，每當外國朋友邀請我在美國教書或參加學術會議時，我都會禮貌地拒絕。

年輕時的趙振江

1964年，雖然我正式參加了工作，但是沒有拿到畢業(yè)證。一年后，我回到西班牙語專業(yè)五年級參加畢業(yè)考試，寫了畢業(yè)論文，然后正式畢業(yè)，開始領工資(實習助教，每月46元；一年后，當我成為正式教師時，我因為文化大革命而沒有成為正式教師，直到1968年，月薪56元)。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個個體，不談條件，不計報酬是一種高尚的道德；但作為領導者，要建立健全公正、公平的管理制度， 不能也不應該讓老實人吃虧，讓不哭的孩子沒奶吃。

趙振江在西班牙翻譯《紅樓夢》

在聶魯達故居的酒吧里，趙振江

趙振江翻譯的《拉丁美洲詩選》

我對這些老先生的感人事跡和學術精神了解不多，因為我的西班牙語專業(yè)成立于1960年，沒有老先生。從我從法語專業(yè)轉到西班牙語專業(yè)時，只有三位老師、劉君強和周素蓮。蒙、劉兩位老師都是從法語轉行，比我們只學了半年。菲律賓華僑周素蓮老師。曾經(jīng)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賓，老年人都會點西班牙語。不過，她教得很好，發(fā)音很清楚，人也很和氣。丈夫也是歸僑，1957年被列為右派，文革開始，她就離開了。蒙老師是三人中的骨干。他的業(yè)務能力最強，中文基礎也罷。雖然英語口語并不流暢，但是很多和他有過交往的外國人都說他用詞優(yōu)雅、準確。這并不難理解。例如，在我們周圍的人中，雖然有些人口齒清晰，但他們胡說八道，語無倫次。和他說話很無聊。雖然有些人說話不快，聲音也不真實，但他們很幽默，說話也很多。誰不想和后面的人說話。孟老師的敬業(yè)和學術精神也十分令人敬佩。他讀書很認真，把有用的東西整理成卡片。他在課堂上引用的例句都是從這些卡片中提取出來的。劉君強老師為人正派，工作認真，對領導的安排從來沒有二話。當時他身體虛弱，兩地分居，妻子是湖南長沙的一所小學校長。老實說，讓他轉行教西班牙語是不合適的，因為他的發(fā)音不好。法語中的顫音是小舌顫音，而西班牙語是大舌顫音，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打鼾。劉老師的問題不是顫音發(fā)不出來，而是無法區(qū)分，往往是亂發(fā)而不自覺。在課堂上，學生們實在憋不住了，便會笑出聲來，讓大家都有點尷尬。文革結束后，為了與妻子團聚，劉老師調到長沙鐵路學院，改回老本行教法文。后來聽說他也曾不顧自己的體質虛弱，到非洲為中國醫(yī)療隊做翻譯，令人敬佩和憐憫。孟福地先生身體和精神狀態(tài)都很好。出乎意料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受到西班牙語專業(yè)叛徒的影響，在房間里掛自殺。當時沒有人問，最后我們幾個學生陪著他的弟弟把他從暖氣管里解開。弟弟是個外科醫(yī)生，卻不敢進屋，在外面等著。